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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与大臣》读后感锦集_情感文章

来源:下切侵蚀网   时间: 2020-10-16

  《君主与大臣》是一本由[美] 白彬菊 (Beatrice Bartlett)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君主与大臣》精选点评:

  ●非常精彩的书!硬是拖了几个星期才读完。完全看不出来是西方学者写的书。关于军机处的诞生、通讯体系的重要性、对君权的制衡等方面都有精彩的论述。从档案入手,发现了新很多新的东西。尤其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从一般我们认为的汉学的路数入手,而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内廷外朝体系进行分析,在这之前我完全想不到清代也适用于外朝解释,可以说回答了我关于清代的诸多疑问。书中也澄清了军机处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学习到的那样近似于傀儡,而是有非常大的权力。结语中作者做了一些总结,不过有部分地方并不是特别同意,感觉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总的来说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著作,一部用中国人的方法比大多数中国人做得好的著作。在政治制度史领域完全可以媲美中古史最优秀的研究,放到明清史就更不用说了。

  ●围绕信息管理与机构人事展开。文书行政的清帝国。

  ●根据清宫档案研究军机处的典范之作,扎实、严谨、要言不烦,国内常嘲讽海外汉学家仅凭理论框架而“基本功”薄弱,本书至少可为反例。在大量档案、材料分析统计上,本书的结论推翻或质疑了很多成说,如军机处发展三阶段说,特别是清代君权不受限制一说。从其历史发展也可见,雍正因争位而对满洲王公的猜忌,迈出了统治机构汉化的第一步。全书论述至嘉庆朝,未讨论晚清军机处的衰落,很可能,非正式机构的“法外活力”最终正是其弱点,它逐渐自然会正式化,而晚清现代化要求进一步专业化。译本上佳,可商榷的倒是书名:现在采直译,但此处“ministers”有特指,就全书而论,意译为“皇帝与军机大臣”或许更不易引起误解?

  ●文书治国,对书写权的争夺也是中国政治史的关键话题,希望可以有一本著作填补一下嘉庆之后军机处演变的空缺。读这本书其实一直想的是现在的事情……

  ●常读常新,军机处这一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建立非常详尽而细腻的展现给读者

  ●经典就是经典,印象最深还是在世宗朝临时班子搭建的前后,帝王心同啊

  ●独特的切入点。军机处,内廷的建立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专制统治和外部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皇权的摇摆和平衡术,很容易导致内廷对于信息管理的独享优势,间接的使自己掌握更多的资料和话语权,从而一步步做大,反过来影响传统外朝的权利范围。明朝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最后内廷的做大产生的问题是小团体的权力太大,而又无法改革,从而形成了新的不平衡局面。

  ●如何处理内廷与外朝的关系,如何保证皇帝的皇权。如何创设制度来实施控制。本书通过军机处的演变,详细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正式的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优劣或如何适用于不同的情景。当一项制度被创设后,其自身的运作可能会逐渐脱离原先的创设初衷。利益相关方,如本书中的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会维护某种制度安排,恰如明朝权臣很享受皇帝不亲政。而如何从资料中理出这些脉络也体现出研究者的功力。

  ●几十年前就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而且是以中国人研究的路数写出来的,老太太非常厉害了。完爆现在绝大多数著作。就是读的时候总觉得似曾相识,兴致不高。

  ●引用的档案资料是否应如作者那样去解读,其实有再考查的需要,只可惜很多档案现在都看不了了。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一):军机处的由来、运作方式,以及历史影响

  探寻了清代中后期中国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的由来、运作方式,以及历史影响。

  军机处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班子,竟总揽军政大权将近两百年,成为18世纪中期以后大清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军机处实际上是非正式性的,某项工作涉及谁、涉及某个特殊领域,雍正就让有相关经验的专家型官员参会。事实上,这更像是个专项问题处理小组,事儿办完了,小组解散,专家们重新回各自岗位上班。据作者统计乾隆朝平均每年有7位军机大臣,而在战争时期,比如乾隆十三年开始的金川之战,军机大臣达到了12人。

  所谓军机大臣,不是正式职务,而是一种兼职身份,军机处甚至也没有六部那样的正式办公署衙,紫禁城里的只是一处临时值班房。

  就是这样一个“四无机构”,无常任人员、无正式职称、无办公署衙、无岗位津贴。注意,以上就是为什么皇帝可以信任军机处。因为它的一切是“非固定”的、临时的、兼职的,这样也就很难发展势力,便于皇帝控制。把原本属于外朝的权力转移到由皇帝直接掌控的内廷,它的高效性、保密性、专业性,提升了清代的行政效率。

  作者在在“古今第一贪”和珅的弹劾一案的看法也颇有意思:

  “古今第一贪”不是官方公布的那些琐碎荒唐的罪状,真实的原因,是和珅把持的军机处权力太大。和珅有“副封”之权,副本的副,册封的封。“副封”究竟指什么,并没有准确的定论,作者认为是大臣给皇帝上奏折的时候同时发一个副本给和珅。这就是说,很可能在嘉庆没来得及阅读奏折的时候,和珅已经看过了。这是对皇权极大的挑战,嘉庆亲政,自然要杀和珅,同时对军机处进行改革。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二):高富帅的“屌丝”生涯

  今天标题党一下,嘻嘻。其实书还是很严肃的,这本白彬菊的《君主与大臣》介绍了雍正、乾隆时期军机处的形成、演变以及背后的逻辑。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皇权是如何一步步侵占相权,使集权登峰造极。

  1、始于揽权

  军机处是一个内廷机构,而内廷是古代君主牵制外朝、独揽大权的惯用手法。内廷独立于外朝,简而言之,不在既有规则之内。皇帝成立自己的秘书处,秘书处进而成为外朝的核心权力机构,这是集权型组织的常用手法和必然。因为内廷秘书是集权的需要,而皇帝受限于本人的能力和精力,不得不分权,这时秘书处就必然占据这个权力空间。

  雍正登基后,权力并不稳,面对众多亲王势力,如何加强对外朝的控制力是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难题。雍正以任命内廷大臣的方式,悄无声息的绕过正常组织程序,把主要部门的尚书之权架空,并收归内廷。

  尝到甜头后,在对准格尔用兵时,雍正更进一步,把军需、人才等重要财政人事权都归入内廷,只是各自归属不同武汉治疗癫痫病选哪个医院机构,比如户部军需房、办理军机大臣、内廷代理人。

  2、对政务的深度影响

  原来正常的政务流程是,地方写题本,然后给到朝廷内阁票拟,再呈皇帝批红。这种流程下,皇帝的信息是滞后的,事务处理也是延误的。

  内廷出来后,雍正再结合康熙的奏折制,把信息权收归皇帝,并交由内廷给出意见,皇帝朱批。慢慢,奏折反而成了上下沟通更常用的方式。

  再后来,内廷可以直接给地方出意见,称为廷寄。通过奏折、内廷,皇帝掌握了更核心的信息权,外朝更加沦为普通办事机构。

  乾隆上台后,把这几个内廷机构整合起来,正式命名为军机处。

  3、流动的内廷人事。

  作者研究雍正、乾隆期间的军机处发文,发现名字重复出现的人其实非常少,人员更换流动非常频繁。这也好理解,因为军机处必然涉及多方面政务,这就需要临时组织不同的人讨论,给意见。它更像是现在的项目制,完成后解散,回原来部门。等新项目来了,重新召集新的人。

  而且内廷人事快速的流动有一个好处,可避免军机处被人独断,发展势力,这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雍正乾隆当然深知其害,自会避免。

  但即便像雍乾如此聪明之人处心防范,军机处最后还是不断扩张权力,到乾隆后期,有了和珅。嘉庆灭和珅,除了贪腐,另外就是触碰了这个红线,长期在军机处掌权。

  总之,作者总结,军机处早期就是“四无”的临时机构,无常任人员、无正式职称、无津贴、无署衙。这大大颠覆了我们已有的认知。

  至于嘉庆以后的军机处,作者没有仔细研究,没有论及。但通过这两朝军机处的演变,可以明显的看到皇权在集权统治中的登峰造极,那种皇权对于相权的压倒性优势让人不寒而栗。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三):白彬菊的两个创见

  白彬菊的两个创见

  白彬菊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是国外研究清代政治体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深受海外史学大家的肯定。然而可惜的是虽然1996年该书的序言和结语的中译本刊就已经刊登在《满学研究》第三辑上,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举例来说宋希斌于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清代军机处职权的形成及其演变》中在回顾军机处建立时间之时列举了“雍正四年下半年说”、“雍正七年说”、“雍正八年说”和“雍正十年说”,却并没有提到“乾隆二年说”。“乾隆二年说”可以说是本书重要的创见之一。白彬菊通过对清代档案的认真辨析和考证,否定了传统的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的三阶段说。她举出了两条关键性的证据。一是通过“一份关键性奏折”,得出了军需房作为户部堂官下属部门创设之后,从未变更过名字,也未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它以雍正七年时所被赋予的权限和名字运作,直到雍正皇帝统治结束。二是通过一档馆档案发现反复提到另一内廷机构办理军需大臣,它创建于雍正八年末,后来改名为办理军机大臣(有时也称军机处),这证明当时还存在着另一个机构——远不及后来的军机处强大,却有着相同的名字,也就是说此军机处非彼军机处。两个相异的内廷机构前后使用相同的汉文名称,遮蔽了它们在组织上的截然不同。 她用了整整四章内容来说明雍正的内廷由分立的个人及小规模的机构组成,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军机处,此时的办理军机大臣只是分立的内廷的一部分而已。雍正去世后,按照惯例由指定的总理事务王大臣班子来处理过渡时期的政务,协助新任的皇帝,确保皇位的有序传承,同样遵循传统的礼节,该班子效力三年之后就应该解散,这样新皇帝就可以亲自接手政府的领导权。但是乾隆皇帝却采取了全新的做法,命令该班子不必解散,继续存在,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雍正旧有的军机处的名称得以恢复,用在了承继总理事务王大臣职责的机构身上。白认为这是清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清朝的军机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清朝政府从此发生彻底改变。这一努力是从康熙开始的清朝高层行政重组的最后一步。内廷代理人、军需房、办理军机大臣三个内廷机构合而为一,从此军机处的地位不断上升,从前的君主独裁转变成了皇帝——军机大臣的统治形式。可以说,白的乾隆二年说有理有据,使我们对于军机处的成立时间有了新的认知。

  除了对于军机处成立时间的乾隆二年说的创见之外,白书的另一个发见也不得不让我们传统的对于军机处乃至清代政治的认识产生反思。一般认为军机处的建立及其发展表明了清朝君主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军机处仅仅是皇帝手下的秘书机构而已,在决策上并没有多大权力。白却认为军机处的崛起并没有支持迄今被认为使日益增长的18世纪皇帝专制统治,而是创立了一个能够有效地运行的政府。军机处会尽力去影响决策,并约束皇帝的专制意向,皇帝和军机大臣之间之互相制约的关系,白特别强调军机大臣同样能够限制皇帝的自主行动。她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限制。一是她认为皇帝对于奏折的敷衍、常规化的批示,在雍正以后成为标准做法,这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清中期的君主并不想一人独治,皇帝不受约束的行为,当然可能,但极少见。二是在廷寄上谕的决策中,军机处也造成了对于皇帝行为的非正式限制。三是皇帝一般不会拒绝高级京官的正式议覆。总之,白认为中国的大臣创造了许多方法,非正式的施加他们自己的影响,并且限制君主不受约束的干预决策过程的机会。可以说,对于中国秦以后是否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争论一直持续。近些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结果的发布,人们对于封建一词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晰,不再提秦之后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但是对于秦之后中国是专制制度的说法却依然占据主流。前些年学界还对于此问题展开过相关的讨论。虽然钱穆等学者否定中国秦之后是专制制度的说法,但是毕竟仍然是占少数。一般认为秦之后中国的专制程度日益加深,到清则达于顶点。白的认识不得不令我们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清朝的专制统治是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变成了一个需要重新去讨论的问题。我们以往的认识是否太多了受了各种干扰,比如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宣传家们的宣传的干扰。

  可以说白书确实是我们认识军机处的一本力作。令人略感遗憾的是白书对于晚清时期的军机处没有涉及,因此若想了解此后军机处变动的读者可以参考宋希斌的博士论文《清代军机处职权的形成及其演变》,该文对总理衙门的建立对于军机处的影响,晚清政局变动对于军机处的影响均多有着墨。最后,本人认为白的著作与时下流行的一般汉学家的著作相比由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论从史出,通过占有大量的一手史料,通过对史料的辨析,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白在书中说,有的学者批评她没有采用国家建构的理论,而这正是此书的可贵之处,如今我们看到了太多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事实的书籍,不能说这种书籍没晕倒抽搐的原因有哪些有启发性,但是总感觉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或多或少都有些出入。目前,我们正在强调四个自信,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实践,因此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非常可贵之处。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四):军机处与清代中期的君臣权力博弈——读白彬菊《君主与大臣》

  军机处之于清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如同内阁之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一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加上清代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个王朝,因此各种关于军机处和军机大臣故事的展现,在各类影视文学作品里屡见不鲜。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军机处的专著,却一直以来颇为鲜见。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界尽管陆续有熊剑平的《权力的掌控:军机处》(中华书局,2015)和袁灿兴的《军机处二百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这两部直接以军机处作为论述对象的书籍问世,但这两本书更接近于历史散文或历史演义类小说,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正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今年新近引进出版的美国学者白彬菊的这本《君主与大臣》,尽管其英文版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问世,但仍然凭借其严谨的考证功力和不俗的学术创新,填补了国内出版界关于军机处研究的学术论著的出版空白。

  在本书问世之前,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的三阶段论,是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军机处起源研究的主流论断。而本书的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运用大量的满文和汉文档案,否定了上述论断。作者白彬菊援引台湾学者庄吉发的论断,认为“军机房”一词在雍正时期的文件中,找不到存在的证据;而根据作者的史料搜集来判断,军需房自雍正七年创建以来,在雍正随后的统治时期里一直存在,并非是军机处的前身。而根据作者的分析,乾隆年间正式确立的军机处,实际上是有雍正时期几个分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机构重组合并而成的机构,这些分立的组织包括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和办理军需大臣。这样一种新论断的提出,对于军机处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而内廷与外朝分立的分析框架,则是本书的另一项学术贡献。在白彬菊看来,当时已经成型的法定机构,诸如内阁和六部,是外朝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办理军需大臣等雍正年间创立的头衔和组织,则跟主管宫廷大内用度开支的内务府一样,都属于内廷的一部分。跟外朝相比,雍正年间的这些内廷组织,具有非正式、非法定和分立的特点。其非正式和非法定的属性,保证了皇帝可以绕开成型的外朝机构,通过这些内廷组织,少受限制地行使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其分立的特点,则又确保了这些内廷组织的影响力相对弱小,不足以构成对皇帝权力的威胁。而无论是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的办差者,还是办理军需大臣,他们在外朝都有六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各种各样的正式职务,其在内廷的身份只是兼职,这样一种双重角色,又确保了这些重臣,得以把内廷的影响力,与外朝相连接。从雍正时期军机处前身的呈现面貌来看,不得不佩服这位铁腕皇帝的政治手段与政治智慧。

  如果说在雍正时期,军需和军机,更多指向的还是西北用兵这样真正的军务的话,那么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军机处的正式设立,军机的含义就从真正的军务,扩展到所有政务的范畴。也正是考虑到军机处意义指向的变化,白彬菊把乾隆之后的军机处,用“Grand Council”来指称,而没有简单地直译为“军务办公室”(Military Office),这无疑使符合乾隆以后军机处的实际内涵的。也正是由于慢慢成为中枢权力之所在,军机处也开始从雍正时期的非正式、非法定和分立,走向了正式化和集中化的历程。到了乾隆晚期,军机处无论在内廷还是外朝,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支配性机构。乾隆皇帝称呼当时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为“师相”,就是军机处权力坐大的明证。

  于是,一个充满背反意味的历史演化脉络就是:军机处的最初设立,是皇帝为了绕开成型的外朝机构,不受制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从而确保帝王专制权力的最大化;然而随着军机处的发展壮大,军机处本身,以及身处其中、手握重权的军机大臣们,反而开始日益分化皇帝的强大权力,成为跟君权几乎可以分庭抗礼的力量。这种君臣权力之间的博弈互动,不只存在于清代中期,实际上跟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历程当中,反复上演。

  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明清两代,是中国政治专制化程度的顶峰时期。然而透过白彬菊的分析,就会发现在皇帝所谓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背后,仍然存在着诸多博弈的力量与空间。正如白彬菊在书的结语部分所分析的那样,军机处之于清代君臣权力博弈进程中的演化历程,跟明初太祖朱元璋废相,中期又设内阁,而内阁从简单的从属于内廷的君主咨询机构,逐步发展成为大权在握的行政中枢机构的历史进程,有着非常强烈的相似性。

  军机处对于君主权力分化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在奏折的议覆权上。在乾隆时期,大多数外省所上的奏折的议覆,是在军机处的领导下起草进行的。尽管皇帝名义上,对军机处的议覆有否决权和修改权,但根据统计,乾隆皇帝对于98%到99%的奏折议覆,都采取了直接同意的处理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国家大政作出决定的,并不是乾隆皇帝本人,而是军机处的这些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

  正是由于军机处权力的不断坐大,嘉庆皇帝上台之后,便开始对军机处实施改革。比如他会对军机大臣微小的错误进行严厉的训斥和惩罚。这样一种惩罚,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目的在于向这些大臣宣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宣示一种来自皇帝本人的规训(福柯语)。除此之外,控制谕旨撰拟的权力、限制军机章京的挑选范围、减少军机大臣的数量等,都是嘉庆军机处改革的一部分。然而这些改革有的仅仅停留在动议阶段,有的则是实施不久后又行废止,因此这样的改革,丝毫没有动摇军机处的权力核心机构的地位。

  非常遗憾的是,本书的分析,到嘉庆时期的终结之时,就宣告结束,而对于军机处在1820年之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演化进程,本书并没有任何涉及。应该来说,军机处在后一个阶段的发展与演化,其研究价值和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本书涵盖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我们期待白彬菊或者其他海内外学者,能够续写本书所涉时期之后的军机处研究,让这一研究能以完整面目视人。

  尽管白彬菊先生对于本书的撰写,是建立在对于台北、北京两地所藏的大量满文和汉文档案的阅读、梳理和分析基础之上的,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白彬菊先生对于这些史料的引用和分析,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和谬误。比如在本书第15页,白彬菊就引用《台北野史》一书里的说法,认为雍正皇帝可能是通过把康熙遗诏里的“十四子”改为“第四子”的做法,篡位上台。但这种野史里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清代的诏书全部都有满文和汉文两个版本。白彬菊先生不加辨别地引用这一低级错误的说法,让人遗憾。<北京专业治疗癫痫病/p>

  当然瑕不掩瑜,尽管本书原版已经问世二十多年,但这样一本关于清代军机处的专著,仍然会被相关研究广泛引用,而这本书的引进,应该也会对国内清史相关主题的研究,大有裨益。

  2017.6.26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7年8月26日出版的《晶报·深港书评周刊》,因篇幅所限,见报时有较多删节,此为原文。)

  (附)《君主与大臣》一书读书笔记:

  中文版序言。

  序言:P1军机处的重要意义,P6军机处的名称与意义演化,P7将军机处界定为内廷机构。

  5通过内廷控制中央政府,P6非正式、非法定、分立特点与强权统一体的结合,P8内廷与外朝的争斗与冲突,P13内务府收入超过户部,P15引《满清外史》的野史材料的不靠谱,P19相对外朝,内廷的没有决定权,P24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撤销,P26大学士与内阁,P28撇开内阁,皇权与相权的博弈,P50—52内廷的保密性。

  68军需房和办理军机大臣,第二章主题:内廷助手——亲王与大学士,P83张廷玉担当原本应由满人担当职位,P85户部的三头政治,P92张廷玉与怡亲王的差别分析。

  94—95内廷代理人的雏形,P98内中堂与外中堂,军机处源于内阁说不准确,P112廷寄的新特点,P124雍正专权的设想与两种内廷通信方式的支持。

  131从办理军需大臣到办理军机大臣,P132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和办理军需大臣的并存,P135将军需账目的监督从外朝抽出,P137户部军需房设在内廷,P140内廷与外朝的界限模糊,P143从办理军需大臣到办理军机大臣,再到军机处,P148办理军需大臣初期的满人明显占优,P152军机处在雍正与乾隆年间的同文不同义。

  155军机处改名枢密院的警告,P157从总理事务王大臣到军机处,P160无血缘关系者进入新班子,P164数个内廷机构并入新班子,P167诸王的淡出与鄂尔泰、张廷玉的主导,P171内廷的非正式性与外朝兼职,P174应对奏折的办法,P190外朝对内廷坐大的反抗,P193军机大臣的正式设立。

  197军机处在乾隆朝的发展鼎盛,P202军机的双重含义,P206对和珅师相称呼的使用,P211军机大臣构成中的满汉二元体制,P218军机处的独立性和可靠性,P236军机处对内廷和外朝均处于主导地位。

  262谕旨撰写交给军机章京,P267军机章京的重要性。

  281军机处成为支配性机构,P292嘉庆改革反对军机处的扩张,P296对军机大臣微小错误的惩罚,强化皇权,P298改革未触及军机处核心利益,P304对军机章京的限权,P311嘉庆改革未能动摇军机处地位。

  315本书在内廷与外朝区别上的贡献,军机处的优势,P324军机处与明代大学士的类似,P327军机处对皇权的约束,P333和珅相权的凸显,P334议覆奏折否决率极低,P336军机处皇权专制的初衷与相权强化的结果,帝制场域权力生态的内卷化。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五):“小组”治国

  今天对于清史研究至关重要的内阁大库档案,1909年曾差点被付之一炬。事情的起因,是紫禁城里沿用了三百多年的档案库房忽然倒塌,除了狭窄的文华殿外,宫里实在找不到足够地方存放它们。经过讨论后,众大臣一致同意“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对于这种处理方式,三岁的宣统帝自然不可能反对。但当参事官罗振玉前往交割,随意从“废纸堆”中抽出几束翻看,竟然都是有关漕运、金川之役的奏文原件,他赶紧奏请军机大臣张之洞,说服后者收回命令。

  转眼清国变民国,国家多难,无暇存史。1921年,负责保存大库档案的历史博物馆因为经费不足,将这七千麻袋全部当废纸处理,总共十五万斤,卖得银币四千元。翌年,逃亡日本多年的罗振玉返回北京,发现市面上有不少旧档流出,一路追索,居然在一家造纸铺里找到剩余的部分,它们正要被倒入水池,“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遂花三倍的价钱将其买下,筑楼存储。对于罗氏两度于危急时刻救下档案的传奇,遗老王国维认为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天意所在,“特假手参事以存之耳。”

  幸运地躲过了水火两厄的大库档案,1949年被人为地分割,分别存放在北京和台北。之后的几十年里,是冷战影响,西方学者只能够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部分。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最开始就是在台北做清史研究,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档案对外开放后,他忽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档案的海洋,数目是我先前在台北做研究时的十倍”,于是决定改换题目,“撰写十八世纪君主个人专制统治向军机处管理转变的研究”。

  这就是1991年出版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作为清代制度史的经典,虽然今年它才被翻译成中文,读来仍然有新意。原因在于此书之立论,主要基于没有汉文翻译件的满文内廷档案,从“史学即史料学”的标准看,此书的资料占有非常充足。相反,中国学者开始重视满文,还是最近十几年受海外“新清史”刺激,被迫奋起直追的事,而且就目前而言,真正精通者仍然不多。

  民国学者尤其是东南沿海人氏,大多对前清怀几分敌意。钱穆就曾在《国史大纲》里痛斥“清代政治,沿明代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以便君主独裁。”似乎是意犹未尽,他后来又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补充道:“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所谓法术者,即是通过军机处的廷寄等制度,造成一种秘密政治,以餍满洲之私心,“由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与这类极具批判性的表述不同,白彬菊行文冷硬,不对清朝政治体制作价值判断,整本书很少用“独裁”、“专制”等词,只客观描述军机处的演变过程。

  从具体的演变过程来看,军机处的成立实际上缺乏某种明确的顶层设计,而是在对外处理军政民政、内部人事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慢慢定型。其萌蘖是在1723年即雍正元年,怡亲王被任命总理户部,担任皇帝的大管家。帝制中国在改元初年,常常会出现年长大臣与年轻皇帝的老少组合,但这种搭配天生不稳定,因为当新皇帝年龄增长、羽翼渐丰时,必然要出手重塑中央权力解构,带来一阵血雨腥风。只不过即位时的雍正帝,已经是个45岁的老成中年人,而亲兄弟怡亲王还比他小8岁。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两兄弟情同手足,怡亲王既是皇帝的代理人,又是政治同盟者。

  新皇帝需要代理人的原因,是当时中央机构臃肿,包括在内廷当值的大学士癫痫现在医学上有啥好药治疗和管理部务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南书房、议政王大臣会议、权贵组成的临时班子以及奏折制度,可谓叠床架屋。这些机构有些是明政府的遗产,有些是清王朝崛起初期部落联盟的遗存,有些则是康熙临时设置的秘书班子。除了总理事务王大臣外,康熙帝一度“使用了所有这些作为统治工具”,但吃紧的西北战事,迫使新雍正快刀斩乱麻,寻求更为有效的领导方式。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奏折制度,根据白彬菊的统计,雍正朝十三年间的奏折数量,猛增到康熙最后十三年的十倍。这些奏折如雪片般,被直接送到岳钟琪、年羹尧等西北将领手中,不但帮助雍正帝避开部院,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以及地方巡抚、总督的掣肘,而且也绕过了法律和行政程序。因为私密性高,雍正帝在长信里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包括询问臣下的儿女家事以及日常起居。

  对于“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朕亦甚想你”之类的“意识流”信件,作者的评价是:“一个写作的皇帝使用新的通信制度,将内廷处理事情的范围以及私密性,扩展到帝国的文武官员。”在此之前,还没有看到帝制中国的其他统治者,有如此大量的自我表露的东西。这种“雍正混乱无序”的背后,反映的是这位谣诼满身、继承合法性受到质疑的皇帝,对于独立处理政务的极端狂热。与之类似,在曾静案发生后,雍正亲自编写《大义觉迷录》,一一反驳曾静、吕留良的观点,并将相关内容下放至各县,之前也是闻所未闻。雍正朝时间虽短,但却在很多方面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文化。

  1726年由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组成的内廷高层团队,负责处理西北战事,这是军机处的雏形。四年后怡亲王去世,张廷玉、鄂尔泰并列为内廷的两大核心人物。作为安徽籍的汉人,张廷玉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他苦心学习满语,即使成为户部尚书后依然举止谦卑,当儿子在科举中考中探花后,他还主动向皇帝要求降等,以避免刺激同事兼对手鄂尔泰。若没有张廷玉那样善于走钢索的人,军机处能否形成后来的满汉平衡还是个疑问。

  雍正中期开始,奏折发展出一种更机密的形式,称为“廷寄”。廷寄的特点是不交内阁,而由军机大臣亲自密封在匣子中邮寄,官员阅后重新装入匣中送回。这些档案之后深锁内廷,不对外公布,仅在实录、起居注中保留个别片段。廷寄的机密性和机动性,显著提高了雍正帝的权威,至此朝中再无人敢质疑他,西北蒙古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通过军机处这个非正式的中枢机构,雍正塑造了完全从属于自己的内廷,削弱了外朝的重要性,以便于自己随心所欲、乾纲独断。

  1736年乾隆继位后,局势发生了些许微妙变化。在金川之役大获全胜的1749年,有位名为冯元钦的御史,建议皇帝将军机处改名为枢密院,恢复唐宋时期中央政府高级班子的名称。稍熟悉清代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些提出重大改革建议的官员很少是孤军出阵,他们的背后,往往有一股持相同意见的政治势力暗暗支援。冯元钦的提议,表达了“对当前内廷的影响力以及实力扩张背后勃勃野心的担忧。持这种观点的应该是外朝的权贵,他们注意到了自己的机构已逊色于内廷。”

  将军机处改名枢密院的提议,还反映了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军机处这个临时中央机构之反感。韦伯(Max Weber)曾指出,官僚体系的特点是理性的共同体行动,它所造成的“非人格性”一旦定型,就能够形成一种凌驾性的权力,“专制君主在面对官僚之优越专门知识时,也有同样的无力感,在某种意义下甚至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无力。”帝制中国最符合这种“理性的共同行动体”定义的,可能是唐代的三省六部体制——当绝大多数中央命令都要经过中书省起草、门下省驳议,尚书省执行的法定程序时,个人意志很难得到发挥,相应地皇权也会萎缩。

  换句话说,任何官僚机构,只要它的职责稳定下来,就会渐渐形成限制君权的力量。但军机处是临时的,其成员全凭君主喜好任命,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将它就地解散,上述局面就很难出现。这也能够解释,为何乾隆帝不但拒绝了枢密院之议,还将军机处的人数规模减至最小,并由官员兼任军机大臣,而不是授予专职。在他四处巡幸的时候,军机处可以携带重要文件随行,在帝国的任何角落都能发号施令。这种灵活、高效并临时的中枢机构,便于君主将个人意志发挥到极致。

  尽管如此,随着军机处处理复杂任务能力的提高,它也开始衍生出下属机构,即军机章京、满伴和方略馆。军机章京类似于军机大臣的助理,汉族成员多来自浙江、江苏两省。据担任过军机章京的武进人赵翼回忆,似乎为了与临时机构这一地位相适应,军机处早期的办公条件非常恶劣,所有人挤在昏暗窄小的房间里,连几案都没有,只能伏在地上起草文字,一旦出差错,就会受到严厉惩处。但表现良好的军机章京,却有机会出任地方或北京的美缺,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趋之若鹜。

  “在乾隆结束时的军机处,仍是一个非正式建立且基本上无章可循的机构”,在乾隆末年,这种畸形制度终于产生恶果。军机大臣和珅,利用“咨文”这种平行文书,巧妙地绕过了皇帝和监察体系,几乎有样学样、另立中央,围绕自己建造了某种“影子军机处”。这种躐等僭越,而非官方提到的巨额受贿数字,恐怕才是嘉庆帝最终忍无可忍,选择将和珅抄家处死,余党一网打尽的根本原因。

  和珅死后,军机处的成员大换血,外廷部院的核心班子也几乎都换了人。与此同时,军机处的运作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渐渐“变成一个与其他中央机构运作方式一样的机构。”1818年完成的《嘉庆会典》,更是用一卷的篇幅描述这个机构,虽然白彬菊质疑该书“所刊印的都是一般性的程序,较少揭示对军机处最具意义的运作细节”,但这不过是从《通典》、《通志》到《大明会典》等政书撰写方式的通例而已。

  中国历史有一基本规律,有抱负的皇帝在施展其宏图伟略之前,必然先重建一套小而新的机构,并趁着一股锐气,冲破既有制度的重重藩篱,达到改革目的。实践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全盘化改革方案反而容易坠入泥潭,寸步难行。近代史上各种“小组”的诞生,背后也是相同的逻辑。但吊诡的是,新机构一旦步入正轨,马上又会滑向旧制度一边,强弩之末,不穿鲁缟,以至于几十年后不得不重建一新“小组”。很多政治制度变迁背后,都是这种考量构思、实现、失效的循环往复。

  这就是学者邓小南提出的“活的制度史”,军机处也不例外。只不过它所带来的变革,不是政治的公开化而是私人化,从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来看,无疑是一种退步。白彬菊此书并没有涉及鸦片战争之后的军机处,可能是材料猛增难以驾驭,也可能是作者觉得他已经说完了最精彩的部分——随着西力东来,军机处只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已发表于《经济观察报》,转载请联系作者或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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